石军：顺应开放融通潮流，推动京津冀经济融合发展

8月22日，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暨京津冀协同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与会专家、学者、政府代表、企业家代表及媒体嘉宾500余人就津京冀地区协同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深入探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石军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以下是演讲全文：

各位领导、同志们：

在2014年的2月份，习总书记提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热烈拥护、积极响应，北京、天津、河北广大干部群众迅速贯彻、率先行动，尤其是廊坊市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行动走在了协同发展前列，为推进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下面，我以《顺应开放融通潮流，推动京津冀经济融合发展》为题，谈谈个人的三点粗浅看法。

一、深入探讨经济融合发展路径和机制

协同发展的核心是经济的融合，搞好经济融合的首要问题是探索融合的路径。著名经济学家艾丰在《智慧的钥匙》一书中讲过三步走融合路径。第一步是组合，是指一个主体内部的要素优化，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搞好组合；第二步是整合，是指不同主体的要素优化，要想提高竞争能力，就必须搞好整合；第三步是融合，是指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要素优化，要想融入世界产业链，就必须搞好融合。

走好经济融合发展之路，关键在于完善企业融合发展机制。怎样才能完善这种机制呢？中国社科院白益民同志所著《商社就是天网》这本书，对日本案例做过深刻地剖析。白益民指出：许多人认为日本的经济不行了，中国的GDP已远超日本，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日本的GDP只占其GNP40%的一种现实情况。我们比日本的GNP少了60%左右。日本GNP庞大的原因，在于企业的海外扩张能力强大，而其海外扩张的能力源于产商融结合的财团模式。我们知道日本有个丰田汽车，不太知道在其背后有个丰田通商，这个综合商社曾在中国布局100多家企业，包括汽车制造、零部件生产、装备制造企业，如果没有丰田通商的强力支撑，这些企业就难以单兵打天下。日本的产商融模式最早被韩国人复制，三星便是其中较为经典的一家，韩国政府建立的“综合商社”几乎都是以三星为模板，用三星的模式复制的。

实际上，综合商社这种企业融合发展路径和机制不是日本的独创，而是来自中国的商业文明。大家可能看过电视剧《乔家大院》，它讲的就是晋商从做贸易开始，之后做钱庄，最后把钱庄、贸易与产业联结起来，探索形成了产商融结合模式。我们应该发扬光大晋商文明，学习借鉴日韩模式，创出一条政产学研金合作发展新路子，建立完善企业融合发展机制。

二、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科技创新的驱动，主要依靠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的转化，主要依靠转化平台的构建。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靠平台转化成果、靠科技驱动发展。我国正在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特别注重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井喷式增长，各类经济园区也大幅扩张，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园区利用率却极为低下。据统计，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20%左右，相反，美国达到90%以上，这里有若干原因。我们国家经济园区利用率不到30%。导致这种状况，是因为科技界不注重成果转化吗？不是！我们国家科技人员拿出很大精力到处寻找科技成果的落脚之地；是各级政府不积极承接成果转化吗？也不是！各级政府拿出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处寻求科技成果。廊坊的同志前些年也是拼命地寻找，我原来干过市委书记，那个时候主业就是到处去招商，满天飞，开大会，签署若干协议，半年以后剩不下一两个项目，真的很费劲。根本原因哪呢？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京津冀既是全国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也是各地抢人才抢成果的主战场。京津冀三地应该把留住人才、聚集人才、用好人才放在推进协同发展的首要位置，人才是宝贝，成果是宝贝，应该把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作为融合发展的重中之重。

三、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国际化和法治化

当今世界处于政治、经济、社会调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处于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双重转型之大变局。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们最根本的任务是搞好经济双重转型，最有力的反制是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最迫切的行动是推进营商环境国际化和法治化。

5月11日下午，重庆市原市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同志在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上，讲过经济制度和规则开放的八大要点，这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动者权益保障、竞争中性、取消外贴、全面开放应开放领域。在八大要点之中，我认为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最重要最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时常出现“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无谓之争，实事求是讲这两种说法都不科学。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们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民共进”。这都有数据为证的，翻出40年来的数据都可以证明。真正存在的最为突出问题是什么呢？是对国有经济没有实行“竞争中性”原则、对民营经济没有做到与国有经济同等对待。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同志在一次高层论坛上就曾经列举过我们国家对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七大倾斜，也就是说资源配置的七个不平等，在座的民营企业家可能更有这方面的切身体会。2018年，人行行长易纲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曾针对这一问题讲了明确意见。他指出：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在此之后，国务院国资委的负责同志也多次讲到坚持所有制中性原则，诸多经济学家更是强烈呼吁落实“竞争中性”原则。现在看，明确提出认账“竞争中性”原则，全面落实国际公认标准，已经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也已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紧迫任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国际规则的霸凌行为是“合则用，不合则弃”；我们则应积极推动WTO改革，抓紧引入FTA国际营商环境标准，努力实现我国与国际规则的基本接轨。过去，我们常讲：一定不能让中国的火车跑到外国的轨道上。现在，我们应该讲：一定要让中欧班列跑到世界的轨道上，一定要让外国的列车跑到中国的轨道上，一定要让各国的列车在地球村奔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列车都在相同的轨道上跑起来，才能搞好“一带一路”建设，才能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也才能更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