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寻北京红色印记 | 纪晓岚故居的一段红色传奇

北京珠市口西大街241号是一处历史名宅——纪晓岚故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先辈刘少白曾在纪晓岚故居第三进院居住，因此，这里又被称为“刘公馆”。在白色恐怖下，刘公馆成为建在敌人眼皮底下的中共秘密联络点，在传递党的信息和营救革命同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纪晓岚故居成了“刘公馆”

昔日的刘公馆位于现在西城区虎坊桥附近，就是人们熟知的纪晓岚故居，又称阅微草堂。春暖花开，这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生机盎然，驻足院中那棵有300多年树龄的海棠树前，温暖的风吹过面颊，也掀开了记忆中一段不平凡的革命往事。

纪晓岚故居，即刘公馆旧址

上世纪20年代初，刘少白在老家山西当中学老师。1923年，大女儿刘亚雄考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即女师大），进京求学。很快，她就成为学生运动骨干，还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女儿的来信中，刘少白对天安门“五九国耻”纪念会、三一八惨案、女师大复校等学生爱国运动有了深入的了解。虽然与共产党组织没有直接接触，但通过与大女儿的交流，以及书刊杂志的介绍，刘少白对共产党的主张非常赞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信弃义，公开破坏国共合作，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当看到共产党人不断遭到残酷镇压与迫害，刘少白心急如焚。经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互济会”，想方设法掩护和救助共产党人及进步青年。

刘公馆今貌。刘岳/摄

1928年，刘少白应老同学温寿泉之邀，担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主任。当时，河北省省会设在北平。9月，他举家从山西迁往北平虎坊桥60号，租下纪晓岚故居的第三进院居住。这年年底，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刘亚雄回国，在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父女俩书信往来。从大女儿的信中，刘少白读出了年轻共产党人的信心与力量。在他心目中，像大女儿这样的共产党员们是中国的希望与未来，所以，即使身处官场倍感身心疲惫，只要想到这些勇敢的年轻人，刘少白心中就有了寄托。

1929年，刘少白当上天津商检局局长，结识了大小官僚、洋人买办、商会老板、银行家等，社交广泛。此时，刘少白每个月有500块大洋的薪水，家境有了很大改善，他在北平虎坊桥的家开始被称为“刘公馆”。

刘公馆成了中共秘密联络点

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邀请各商检局局长到上海议事，刘少白也在其中，住在豪华的东方饭店。当时，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国民党特务到处追捕共产党。一天，刘亚雄在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最要好的两个同学——赵世兰（赵世炎烈士的姐姐）和李惠来找刘少白，因为她俩遭到特务盯梢，情急之中想到刘亚雄说自己的父亲住在东方饭店。得知原委，刘少白把二人藏在房间，自己去附近旅馆住了一宿，临走前，他叮嘱值班门房不得让任何人进入，门房知道刘少白的身份，不敢有二话。赵世兰和李惠躲过了危险。

1930年，刘少白与小女儿汝苏在刘公馆

1931年1月中旬，刘亚雄被中共中央派往山西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从上海到山西途中，她回到北平看望父亲。与女儿谈话后刘少白得知，中国的志士仁人所向往追求的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人民当家作主，在苏联正在成为现实。尽管此时刘亚雄还未向父亲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刘少白早已认定大女儿是一名共产党员。她和她的同事们每日奔波与奋斗，为的就是要让中国像列宁领导的俄国和苏联那样，解放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大众，赶走帝国主义列强，把苦难深重的国家引向民主、富强和繁荣。刘少白心潮澎湃，夜不成寐。他把自己的百般思绪梳理成一句话：有共产党在，民族甚幸，国家甚幸！

没过多久，刘亚雄担任中共河北省委（时驻天津）秘书长。为了传递党的信息和营救革命同志，刘亚雄建议河北省委在北平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基于父亲对革命事业的理解与支持，刘亚雄请示省委批准后，将北平联络点设在了父亲的居所——刘公馆。

特务眼皮底下的革命活动

起初，出入刘公馆的是些商界要人、社会贤达。自刘公馆成为中共河北省委的秘密联络点后，出入往来的人物，有的礼帽长衫，有的西服革履，在外人看来不外是商人、学者、教师、职员之类，实际上他们是中共地下党人。其中，有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秘书长刘亚雄、联络员刘锡五和周仲英等。

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刘亚雄

作为中共地下秘密联络点，刘公馆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转送上海党中央给河北省委的经费。上海寄来的汇款（包括大额汇款），以某商行、某公司名义寄给刘少白。常年往返于平津之间的刘少白，会尽快将款项送到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或由河北省委派人来取。传递文件或转达重要事项，也往往在刘公馆进行。每当这个时候，刘少白全家老小都会行动起来，或倒茶送水，或擦桌扫院。在局外人看来就像在热情招待亲朋好友，其实他们在为革命同志望风放哨。

刘公馆门前是行人车马往来不断的珠市口西大街，顺街往东不过几百米，路南的鹞儿胡同5号，便是由京师警察厅沿袭下来的北平侦缉大队。因此，这一带经常有身着灰布衫、手里捻把着两个核桃的便衣特务出没。但由于刘少白的身份地位，特务们眼皮底下的刘公馆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2002年11月30日《北京晚报》1版报道，经过一年多修缮、布展，一度成为晋阳饭庄经营场所的纪晓岚故居变身为一座雕梁画栋、曲径通幽的清雅之地。

在刘少白的家人眼中，出入家里的这些共产党员们虽然生活清贫，但文明懂礼、充满理想激情，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对刘少白和他的家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刘少白的二女儿刘竞雄成为一个思想积极、追求进步的少年。她在共产党员郑德音指导下写出了《中国妇女的出路》等进步文章，并在校刊上发表，还在学校演讲会上做了演讲，深深打动了台下的同学。刘少白的侄子刘武雄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思想。

全力营救革命志士

1931年4月，河北省委秘密交通员蒲振声从天津火车站附近的邮局取到信件赶回省委机关，路上被国民党密探跟踪，不幸被捕。此时，特务也发现了省委机关驻地，前去开会的省委负责人陈原道、刘亚雄、刘宁一、陈伯达等人被捕。刚刚改组的河北省委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面对危局，中共中央立即重新组建河北省委，由天津迁到北平，由殷鉴主持省委工作。刘公馆继续作为省委联络点。

中共党组织将刘亚雄等人被捕的消息告知刘少白，希望他能利用自己在天津的上层关系设法营救。刘少白焦急万分，立即从家中取出2000块银元连夜赶到天津。

第二天一早，刘少白到看守所打听。巡长识得他的身份，不敢怠慢，拿出被捕人员名单让刘少白查找。可翻了几遍，没找到刘亚雄等人的名字。原来，他们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没用真名。于是，刘少白又让巡长翻开登记簿上的照片一个一个地找，果然找到刘亚雄等人，刘亚雄已改名叫张玉梅。巡长说，这批人犯的是“共案”，想要通融，恐怕要从上头想办法才行。

2001年6月8日《北京日报》9版报道，北京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展览，展出了很多珍贵的党史资料，其中包括刘公馆的故事。

为了疏通关系，一向节俭的刘少白专门在国民饭店包了房间，又买了不少名人字画、古董珍奇，用于打点各处关节。很快，2000块大洋就花完了，他只好又从家里拿了些钱。几经辗转，刘少白见到了东北军的军法处长，此人一开口就要10万块。刘少白为官清廉，商检局长只做了一年多，又打点了一路，家底所剩不多，已筹不到什么钱了。

此时，中共中央也在大力营救天津被捕的同志。中央特科负责北方情报工作的胡鄂公带着助手杨献珍，于4月中旬从上海乘船到达天津。营救活动极其秘密，胡鄂公、杨献珍、刘少白三人分别住在三个地方。杨献珍住在日租界大同公寓，而胡鄂公的住处只有杨献珍知道。凡要见胡鄂公的人，先由杨献珍接待，再由杨献珍把胡鄂公接到大同公寓见面。杨献珍经常去国民饭店同刘少白联系，刘少白也会到大同公寓见杨献珍。几天后，天津法院向刘少白透出口风，称如能拿出5000块银元，刘亚雄这批人便可获释。胡鄂公闻讯立即赶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非常艰难，但仍然同意用钱赎回关押在天津的同志。

刘公馆小主人智斗宪兵特务

1931年7月，设在北平的中共河北省委再度遭到破坏，刘少白从事革命活动以及刘公馆是省委秘密联络点暴露。

刘公馆遭到宪兵特务破坏，刘少白的侄子刘武雄被抓。存放在他家的党的经费法币汇单2000元，以及家里多年积蓄的2000多块银元也被劫掠一空。所幸，二女儿刘竞雄因为长得瘦小，被特务们误以为是个小孩，刘竞雄索性装作不懂事的样子，和他们顶顶撞撞，特务们也懒得理她。她趁特务吃晚饭不注意，从纸屏风上撕下一块纸，用小铅笔头写上“家中有事千万勿回”，悄悄塞给收拾桌子的厨师赵芝贵，赵芝贵又转给了后院邻居王子才。王子才见事态严重，立即将纸条封在信封中，当晚让家中佣人去天津国民饭店送到刘少白手中。

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四位女同志，刘亚雄（前排左）、刘竟雄（后排左）与康克清（后排右）、徐福静（前排右）在延安的合影。

见到二女儿写的纸条，刘少白知道情况危急，只好先撤离天津国民饭店。北平的家回不去，天津也不能久留，幸亏他在商检局接触港务与船运多，对海上通道比较熟悉。于是，他化装成商人模样，雇了辆黄包车，连夜从天津码头搭上了去大连的客轮。几经周折，他回到老家山西。

宪兵特务在刘公馆一直设伏到九一八事变才撤走。这期间，刘竞雄不但保护了自己的父亲，还趁同学来家里收作业本的机会，设法让她们带出消息，使当时住在文昌胡同的刘尊琪、住在四川会馆的姜榆芝等革命同志幸免于难。

尽管刘少白再没能回到刘公馆，但是，在短短三年中，刘公馆把共产党的工作延伸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大城市中，对于共产党的事业开展有着重要意义。这个地下联络点如同暗战中的桥头堡，功不可没。

开明绅士其实是秘密共产党员

1937年7月，经王若飞、安子文介绍，54岁的刘少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开明绅士的身份继续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刘少白《入党志愿书》节选

1940年1月，兴县农民银行改为西北农民银行，刘少白出任行长，为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解决军需民用、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里面提到：“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951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在北京召开）期间，毛泽东与山西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刘少白握手。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白的共产党员身份才被公开，他当选了山西省政协副主席。1968年，刘少白去世，享年86岁。1987年，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为刘少白题写碑名，中共中央党校原校长杨献珍为其撰写碑文：“刘少白以身许国，毕生求真，屡遭坎坷，不改初衷，急公好义，扶危济困，高风亮节，直道而行，浩然正气，亘古长存！”

如今，刘公馆旧址已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纪念地，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窗口。

历史资料：《刘少白传》《北京红色遗存》、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联合出品：北京日报、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