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袁宝华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80年，邓小平同志会见袁宝华等中企协同志。

1985年12月18日，袁宝华在宝钢总厂调研。

一个离休了多年的世纪老人，一个国家经济综合部门的原领导者，2019年5月9日悄然离世，没有组织宣传，消息却不胫而走。轰动了京城，轰动了全国，轰动了许多的国际友人，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有关部门、企业、学校的领导、亲朋好友表示哀悼，这是何故？毫无疑问，这是他从不为自己，总是为别人着想的人格魅力，这是他舍弃自我、自以为非的思想方法，早已深刻于人们的心中。他就是我们敬爱的领导、长者、良师——袁宝华同志，宝华同志离开我们三年了，我们深切怀念他！

我们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工作期间，有幸与宝华同志朝夕相处10余年。宝华同志的综合素养、人格魅力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我们时时都被他的崇高风范感染着，成为鞭策我们努力前行的榜样。老一辈革命家陈云说过，毛主席的最伟大高明之处，是他用哲学思想培育了一代人。袁宝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宝华同志的人格魅力，早已被人们交口称道，但他的思想方法却少为人知。恰恰正是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人格魅力有机融合，才使宝华同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高瞻远瞩，从容淡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一、坚持自以为非的思想方法

1937年9月，宝华同志根据组织安排，由北平几经辗转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河南南召县，成为南阳特委、地委委员兼统战部长、青年部长，公开身份是南召国民抗敌自卫团司令部的政训主任，参与领导我党在南阳的抗日救亡运动。那时他才21岁，正值满腔热血，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年代，他凭着对党的忠诚和拯救人民于水火的志向，决心和大家一道用青春和热血，在古老的南阳大地开辟一片崭新天地，谱写一部壮丽篇章，发愤让南召变成“小陕北”，让李青店（镇）变成“小延安”，让现代中学变成“小抗大”。他以政训主任身份作掩护，为我党建立地方武装，发展党的组织，培训抗日干部队伍，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南召城乡抗日烽火轰轰烈烈，风起云涌。三年时间里，发展地下党员600多名，党组织遍及南召城乡，掌握武装7000支钢枪。未曾料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警觉。宝华同志提前接到组织通知，撤离南召，奔赴延安。没有撤离的同志，由于叛徒告密，二三十人惨遭杀害，不少人被捕入狱。自此，南召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陷入低潮。

痛定思痛。宝华同志虽然不是南阳地委主要领导，但在延安中央党校和整风学习中，还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刻总结反思了南召地下斗争的经验教训。收获是，自己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教训是，年轻没经验，不知道保护自己，不懂得隐蔽战线工作的实际，由于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时期，却忽视了地处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更忽视了我党力量的壮大，尤其是武装力量的壮大，必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警觉直到血腥镇压。主观脱离了客观，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根源就是自以为是。陈云同志在他的学习笔记上批了“自恃聪慧，自以为是”。宝华同志说，这八个字使他受益终生。做一个献身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自觉的革命者，光有理想、有抱负、有热情、有干劲是不够的，还应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从此，他下定决心与“自以为是”决裂，向着“自以为非”转变。

宝华同志从自以为是转为自以为非的思想方法，根植于他在南阳从事的三年抗战救亡运动，完成于著名的延安整风，应用并发展于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最终形成了他自以为非思想方法的几条原则：（1）不以自我意识为依据，而以客观实际为依据的思想原则。（2）不以片面认识为依据，而以全面认识为依据的思想原则。（3）不以已有经验为依据，而以发展变化实际为依据的思想原则。（4）不以成绩为依据，而以问题导向为依据的思想原则。

总起来说，宝华同志自以为非的思想方法，就是坚守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方法；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全面、比较、反复的方法；就是主观合乎客观，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一句话就是与自我本位、自以为是彻底决裂的方法。

掌握并运用自以为非的思想方法，使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工作岗位，始终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做，有效地避免或少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至少不犯大的错误；使他通过调查研究得来的东西，总比别人全面、客观、合乎实际，对矛盾问题的认识，总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转折时期，总能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理性判断；使他提出的解决矛盾的方案实际管用，总能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赏识与支持；他组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丝不苟，持之以恒，绝不敷衍。执行中鼓励创新，创新又不偏离方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二、坚持调查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

宝华同志调查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始于“一二·九”革命运动，自觉于延安整风运动和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地方党群工作，贯穿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调查研究使他随时随地了解把握着实际情况，锻炼增强着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才干与方法，同时又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中，时刻密切着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对依靠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意义重大。调查研究几乎成了宝华同志工作的全部。他要从调查研究中汲取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他要从调查研究中探求实事求是的无尽智慧；他要从调查研究中找寻克服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武器。的确，调查研究使他时刻做到胸中有数有底气，实事求是有勇气，开展工作有方法，有效地避免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他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经济的活账本”，他向中央、国务院汇报工作，不念稿子，言简意赅，逻辑井然，数据详实，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

他把毛主席倡导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把陈云强调的拿出90%的时间用来调查研究、10%的时间用来制定政策的严格要求，自觉地贯彻在他领导下的经济部门，并形成良好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风。用他形象的说法，机关里一个处室，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可以了。意思是一个处室3—4人，平时留一人看管门市，接打电话，处理公文，其他人深入基层和企业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如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则一朝分娩”。他这样要求部署，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作出榜样。宝华同志常年工作的繁忙程度，用日理万机形容绝不过分。虽然他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但他每年还要坚持挤出4—6个月来调查研究。他到各地、基层和企业调查研究，尤其是涉及重大政策的调查研究，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听完现任领导班子汇报，一定要再听听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意见，有机会还要听听当地老朋友、老熟人的意见，并把三方面反映的情况汇总分析，再形成调查报告。他认为这样做，掌握的情况会更实际、全面，制定的政策会更科学、正确。

宝华同志做调查研究，自觉把“走出去”与“请进来”结合起来，做到日常工作和调查研究两不误。企业、基层的负责同志到北京来，都很想来看看他，和他说说心里话。按照宝华同志的工作日程和繁忙程度，很难挤出空隙安排，秘书也不忍心安排。但宝华同志对秘书的要求是，一定安排，一个不落。他说，“经委是企业的娘家，我工作忙，见不了10分钟，见5分钟，见不了5分钟，见2分钟。”而且他要求把来人的单位、姓名提前通知传达室放行，“我们要热情迎进门，要让座，要沏茶。”他说，这不是简单见个面的小事，而是检查我们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大事，也是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企业、基层的同志来京，提出见我，决非随心所欲。他们会再三考虑，我会不会见他们？见面说些什么？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他们不知琢磨几琢磨，踌躇几踌躇了。我们应当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帮他们所需，不能让他们期望而来，失望而归。能马上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马上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解决的期限，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定要向人家说清楚说明白。”企业的同志都说，宝华同志是他们敬重的领导，更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宝华同志做调查研究，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定期召开企业厂长（经理）、书记座谈会，每月一次，雷打不动，一次一个主题，与工作同步进行，多在北京召开，有时也到外地开。直到他90岁高龄，才改为一个季度一次，这对密切与企业的联系，及时解决企业的问题，发现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十分重要。 

袁宝华

1953年9月17日，袁宝华（前排左四）在庞家堡龙烟铁矿调研。

袁宝华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木村一三先生。

在宝华同志看来，调查研究既是密切联系群众，科学制定政策，实事求是，做好工作的需要，也是当好领导参谋助手的需要。这里列举一个年代较远、但仍有现实和深远意义的事例。这个事例既反映出宝华同志注重调查研究，随时掌握实际情况，努力当好领导参谋助手的一面，又反映出宝华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媚俗的品格及其深厚的综合素养。那是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也是举国上下热到天上的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描述的是当时农业的状况，反映到工业上，便是大办钢铁，钢铁“大跃进”，“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就是当时工业状况的缩影。中央接连不断开会讨论，提出1958年要炼出1070万吨钢的指标。这个指标比1957年的产量翻了一番，也高出冶金行业实际生产能力的一倍。虽然指标原则定下来了，但毛主席心里不踏实，又一次召集钢铁企业厂长、书记以及所在省、市负责同志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时任冶金部长王鹤寿和宝华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宝华同志当时是冶金部部长助理，分管冶金工业生产与销售，了解实际情况。毛主席一个一个点名问话，问过的人都说可以完成。当毛主席点名询问宝华同志时，宝华同志没有向前面同志那么表态，也没有表示不行。他只能说，“我们冶金系统的10 个生产环节里，每一个环节都有一面红旗，矿石、耐火材料、炼焦、炼铁、炼钢、轧钢、机械、辅助单位都有，只要大家都能够达到10面红旗的标准，完成钢铁任务是没有问题的。”听完宝华同志的发言，毛主席沉思片刻，指示陈云同志继续摸底，务必把指标搞扎实。陈云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是宝华同志的老领导，实事求是是出了名的，有他领导，宝华同志心里踏实多了。在那个年代，那样的场合，宝华同志那样的表态，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再举一例，在企业全面整顿即建设性整顿中，围绕着企业厂长（经理）的任职年龄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那是198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干部队伍要实现“四化”的要求。在当时的背景下，国务院主要领导明确指示宝华同志，企业调整领导班子，厂长（经理）的任职年龄不得超过50岁，并且要作为制度规定下来。国家经委是企业的主管部门，宝华同志又是全国企业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自然也最有发言权。如果简单顺从，那么在恢复性整顿中被调整上来的绝大部分厂长（经理）因年龄原因将被调整下去，势必造成巨大震荡，对企业生产经营不利，对经济发展不利。这不是宝华同志的行事风格。宝华同志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四化”的要求，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是为了解决干部的终身制。企业与党政部门不同，不应一样对待，而应有所区别。再者，在企业恢复性整顿时，把原来一些有作为的厂长、副厂长调了回来，这些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差不多都在40岁以上或50多岁了，有的还要大一些。如果将年龄一下卡在50岁，势必把绝大多数企业厂长、副厂长从岗位上调整下来，年轻人又接替不上，必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巨大冲击。第三，将大中型企业厂长的年龄定在50岁，如果任期3年，当他们53岁或54岁时就没有资格再当选了。这就使一大批有经验、身体壮的中年干部上不了厂长的领导岗位，造成人才的浪费，很可惜。第四，企业厂长（经理）任期制很值得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妨碍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形成。企业厂长（经理）与党政机关干部的管理体系应脱钩。一个较成熟的厂长只要对企业有利，年龄可以延长。宝华同志的意见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认可与支持，使厂长（经理）的年龄得到了适度放宽，因此平息了风波。

实践表明，调查研究既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工作法，又是当好参谋助手的基本工作法，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百利而无一害。即使科学技术、信息网络以及大数据高度发达，调查研究这个法宝只能发扬光大，绝不可以丢掉！

三、坚持问题导向的主要工作方法

宝华同志的工作经历，就是问题导向解决问题的工作经历。仅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从参与东北解放战争和建设，在县委书记和东北工业部计划处长任上，开展每项工作，如发动群众、土地改革、支援前线、恢复生产、抗美援朝等方面，都是克难攻坚，成绩卓著；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被选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随员参与谈判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工程，历时10个月，千方百计排除解决地质资料奇缺等困难，圆满完成全部项目签约，深受周总理、陈云、李富春等领导赏识；回国后他负责组织落实一个又一个项目，从地质勘察、项目设计、施工建设等等无一不是在迎着困难，克服困难中前进。尤其是在三年“大跃进”时期，宝华同志在冶金工业部分管钢铁生产和销售，又处在钢铁“大跃进”的风口浪尖，他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文革”期间有8年时间，他在国务院生产组长任上，率领二三十人的队伍，机智巧妙地排除林彪、“四人帮”的百般干扰，艰难维持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转，被国务院领导赞誉为“国民经济的总调度”。宝华同志常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解决问题，工作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宝华同志一贯的工作原则和方法是，首先，通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其次，就是制定出周密工作计划，明确目标任务，精心组织落实；第三，在工作过程中善于发现典型，总结成功做法，开展经验交流，推动面上工作；第四，每项工作结束，都要认真总结，表扬先进，鞭策后进，以利再战。他从来不做表面文章，不会虎头蛇尾，总是严肃认真，善始善终。那些长期与他共事或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这样评价他：与宝华同志一起工作共事，放心、舒心，工作虽然苦累一些，但身心都轻松愉快。

十年“文革”结束，恰逢改革开放前夕，国家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当时的李先念副总理指示宝华同志去西方走一走看一看。这是他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出访苏联十个月，谈判考察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后，第二次出国考察，也是首次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宝华同志深知西方之行的责任重大。他于1977年至1980年间四次率团出访，先后考察了英、法、德、瑞、奥、日、美等国家。尤其考察日本的一个月，近似蹲点。长时期呆在国内，与世隔绝。此次走出国门，收获真的是前所未有。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认识了什么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到了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差距，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的差距。明白了经济要搞好，企业首先得搞好。这是宝华同志此次考察西方最深切的体会。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对苏联的考察，奠定了他的计划经济管理思想，那么此次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则奠定了他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思想，为他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组织领导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进行企业改革、加强企业管理做了思想及理论上的准备。

企业整顿、改革和立法工作是“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前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全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也是宝华同志问题导向主要工作法的经典之作。从1977年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到1988年国家经委撤销，前后历时11年，先是恢复性整顿4年，后是全面整顿即建设性整顿4年，再是企业升级和管理现代化，其中企业改革从扩权让利起步到建立经济责任制以及主持制定企业法贯穿全过程，工作一项比一项深入，使命一项比一项艰巨，但宝华同志无一不是在艰难中坚韧不拔，善始善终。

以拨乱反正、恢复企业元气为内容的企业恢复性整顿，首先是整顿领导班子，恢复企业原有的领导体制，撤销革委会，恢复厂长职能；把那些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及打砸抢分子清除出去。同时改正企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组织”提法。其二是改善经营管理，扭亏增盈，重点是恢复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恢复性整顿和扭亏增盈结合起来进行，以促使企业走上正常的轨道。其三是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指出，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经济责任制的同时，企业要实行民主管理，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这不仅加速了恢复性整顿进度，而且也是恢复性整顿与改革的结合，为企业改革做了铺垫。

全面整顿即建设性整顿是在恢复性整顿基础上，针对整顿工作进展不平衡，中央作出的新部署。整顿要达到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三项建设，六好要求”。“三项建设”是通过全面整顿，逐步建设起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体制，逐步地建设起一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逐步地建设起一套科学文明的管理制度。“六好要求”是通过“三项建设”使企业能够正确地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的经济关系，出色地完成国家计划，成为三者兼顾好、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好、劳动纪律好、文明生产好、政治工作好的“六好企业”。为此，国务院又专门成立了全国企业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团中央、妇联等有关部门参加。宝华同志担任组长，全面负责企业整顿工作。全国企业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经委，由企业管理局、学大庆办公室三位一体，主任由企业管理局长兼任。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并由党政负责同志组织工作组，深入企业蹲点调查帮助整顿。

全面整顿进行了4年，到1985年底结束。4年里，每年都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每年都按计划完成了任务；4年里，全国企业整顿领导小组坚持不懈推动这项工作，相继召开了40次整顿工作例会，几乎每月一次，研究、部署、检查、督促整顿工作；4年里，宝华同志每次都参加并主持会议，善始善终，圆满完成全面整顿任务。1985年12月底，最后一次企业整顿工作会议，根据地方和部门推荐，会上命名了首钢等230个企业为“全国企业整顿先进企业”。经过两年的全面整顿，企业呈现一派令人欣喜的局面。整顿促进了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扩权让利起步的我国企业改革，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孤军深入，是新体制取代旧体制的一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争。

袁宝华在中国人民大学讲话。

其目的是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提升企业自主经营的能力和市场竞争的能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都清楚，改革的阻力有多大，碰到的困难就有多多。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不能急于求成，而应循序渐进。企业改革是宝华同志最先向中央提出来并得到中央支持的，企业扩权的十条意见也是在他主持下拟定出来并得到中央全会通过颁发的。

中央、国务院的支持，始终坚定着宝华同志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推进改革的信念，而从扩权让利到建立经济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益的艰难实践也考验着宝华同志的无穷智慧和坚强毅力。实践证明，他组织领导企业改革的方法和策略是正确的，效果是卓著的。概括起来有这么几条：一是善于把借势与造势有机结合起来，就是把可行的主张转变为领导的主张，通过领导的东风和力量推进改革工作；二是善于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之前，先统一思想认识；三是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去，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四是先行试点，积累经验，试点中鼓励支持大家勇于实践，大胆创新。试点中出现问题，主动推功揽过，承担责任，使在一线工作的同志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宝华同志以其雄厚的素养、高超的艺术、敏锐的洞察力，结合着企业改革的进程，春风化雨般无形地化解着改革进行中的重重矛盾，把握并指导着企业改革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到达胜利的彼岸。

企业改革从1979年，国家经委确定的京、津、沪8家企业和四川省100家企业试点起步，到1980年6月底，根据29个省区市和一些工交部门的统计，试点企业总计扩大到6600余家，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但试点后产值达到总产值的60%左右，利润达到利润总额的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的利润达到利润总额的80%以上，北京达到94%。企业改革从扩权让利的利润基数留成、利润增长提成、利润包干到利改税以及建立经济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落实，到1984年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企业改革已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企业改革与企业整顿同步开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既为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开路先锋，又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繁荣城乡市场，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以厂长负责制为中心制定企业法（原为工厂法），是又一项比企业改革难度还要大的开创性工作。这项工作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于1978年提出这一重大命题。制定企业法的牵头人开始是彭真，1984年移交给宝华同志为牵头人。参与这项工作的部门多达 60家，少时也有20多家。直到1988年终获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前后历时10年。其间组织全国性大型调查研究6次，不同类型的座谈会不计其数，先后修改易稿21次，向中央书记处汇报3次，向全国人大汇报3次，可谓十年磨一剑，这在我国立法史上绝无仅有。

回顾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制定以厂长负责制为中心的企业法，注定了它必然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因为它所要解决的不仅是企业领导体制即企业内部党政工三者关系、三者分工问题，而且是直接牵扯到了国家领导体制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制定企业法能够解决得了的。因为小平倡导、彭真重托，当然发展商品经济，企业也需要明确法律地位，再难的担子也得担起来。为此，他率领企业法起草小组不畏艰难，负重前行。首先，问计于企业，向企业调查研究要办法；其次，问计于各相关部门，向各部门调查研究要办法；第三，选择大连、常州开展厂长负责制试点，向试点要办法，要经验；第四，把调查研究和试点进展状况及时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听取中央的指示。通过以上的做法，积极推动着企业立法工作。最终通过的法律草案对企业领导体制的表述为：“企业建立厂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这是历时10年，集中了上上下下各个方面的智慧，形成的厂长负责制的内涵，很不容易。

《企业法》的制定和颁布实施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一是，它结束了长期以来企业法律地位不明确的状态，是具有一定权利和责任的经济法人。二是，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对企业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有了初步规范和律条。三是，企业的经营方式不再拘泥于“国有国营”的传统模式，而是依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可以采取承包、租赁、股份等多种方式。四是，《企业法》的出台还表明了我们党开始注意到把自己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这对以法治国，以法治理经济，以法巩固改革成果，推进改革步伐，以法调整企业内外部各种经济关系，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企业整顿、改革与立法，长期由宝华同志一肩挑着，已经足够艰巨繁重。宝华同志那时已届70岁高龄，工作繁忙紧张的程度一般人理解不了。每天中午1时许，机关办公楼里人们都已饭毕休息，而他还在伏案阅批急件要件。晚上不过8点，他从未离开过办公室，10点或11点也是经常的，年年月月天天如此……他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

然而，他未曾料到，新的重担又向他压来。那是1985年，中央酝酿由他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大学，由1937年延安的陕北公学几经辗转变迁，从华北联大到华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中央决定改名组建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民大学”），前两任校长吴玉章、成仿吾，都是我党资格最老、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和教育家，自1982年成仿吾校长去世，校长位置一直空缺。中央领导从各方面综合考虑想到了袁宝华同志，而且明确非他莫属。宝华同志深知做好人民大学校长的分量，他唯恐辜负中央厚望，几经推辞未果。怎么挑起人民大学校长这副重担？宝华同志依然从调查研究入手。他一手有条不紊处理着国家经委的繁重工作，一手调查思考着人民大学的校情实际与未来发展。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与学校的各级领导班子包括各教学行政部门负责人交流思想，找老教授、青年教师谈心，倾听学生们的想法，召开各种形式与规模的座谈会，心中有了底数。一幅人民大学的宏伟蓝图绘制出来了！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大学历史与现实问题成堆。人们瞧着满头银丝、精神矍铄、慈祥可亲的老人，既对他抱着重望，又为他捏把汗。宝华同志看问题解难题历来更胜一筹，人民大学问题多，优势也多。困难大，决心更大。他要依靠学校干部，依靠学校师生，依靠学校的党组织，调动起校内外一切经济因素，老当益壮，排除万难，为着继承光大人民大学的光荣传统，发挥人民大学的学科优势，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努力奋斗。

首先，他在中央领导支持下，从自身工作实际和人民大学实际出发，创新设立人民大学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人民大学党组对国家教委党组负责，党组成员由教委党组指定，学校的大政方针由党组讨论决定，其他一切校务、教学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样的领导体制有利于宝华同志集中精力抓事关学校发展方向和全局的大事，日常工作放手交由常务副校长全权去处理。实践证明，这样做大家都觉得顺当。

二是，建设一个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和一支坚强有力的科研与教学队伍是办学的根本。宝华同志到人民大学，首先抓校、院（系）两级班子和队伍的建设，他期望班子和队伍应成为众望所归的班子和队伍。他提出“学新知、立新意、树新风”的九字要求，使人民大学有一股清新的空气；他要求大胆选拔、起用有才能的年轻人，把他们放到各级领导岗位，给他们锻炼机会，使他们很快成长起来。同时，对年轻干部加强培育使用，严格要求，希望人民大学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三是，对人民大学的教育改革，宝华同志提出，首先是教育指导思想的改革。他主张民主办学，反对教授治校。他认为教授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重要的，但办学还是要坚持民主办学的方针。他强调，民主办学意识不光领导者要有，所有师生员工都要有。民主办学意识不是自我意识，而是自主意识。在他主持下，制定了以疏通民主渠道、落实民主办学为主旨的13条具体办法。办法规定，学校定期召开校务委员会会议、教职员工代表会议和学生代表会议，作为师生员工对学校进行民主管理和公开监督的有效形式。学校领导班子在确定学校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征询师生员工的意见，按照民主办学程序反复讨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切合实际，科学决策，避免失误。所有的人都要身体力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与老教授、老专家赤诚相见，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交知心朋友。宝华同志强调，要在发挥老教授、老专家、老教师作用的同时，加强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育，促进中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得到更快的提高。要求老教师们都要挈带青年，奖掖后进，为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创造条件。那些年在许多老教授的带领下，人民大学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人脱颖而出。

四是，他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这个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要求教学科研要为实践服务，努力培育数量更多、层次更高的合格人才。在许多教授的主张和支持下学校恢复社会劳动课，让学生走出学校，到农村、到工厂、到商店调查研究。改变研究生在应届毕业生中招收的办法，规定招收的研究生中有实践工作经验的必须占一半以上，应届毕业生的研究生进校后必须按规定先到工厂和商店实习一段时间，再回来攻读学科理论，当然教师也需要实践，学生实习，教师要带队。

五是，他心系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他把思想上的关心、尊重知识分子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切实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在思想建设上他要求广大师生员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不动摇，抵制并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思潮的干扰和影响。针对现代大学生的特点和他们关心的问题，寓思想政治教育于系统的理论教育之中，侧重培育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强调，捍卫马克思主义就要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落实政策和解决实际问题上，宝华同志也花了很大力气。在他的努力下，中青年教师的职称问题，教授、副教授的住房、电话问题、家中安装煤气灶问题等等，都一一得到妥善解决，使大家都把精力集中用在教学、科研上，用在学校发展建设上。

宝华同志在人民大学的7年，为人民大学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条件，也赢得了广大师生员工可亲可敬老校长的赞誉。

四、坚持培育干部的关键工作方法

注重培育干部，提升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是宝华同志领导工作的高明远见之处。宝华同志以他的亲身经历和实践认为，培育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尤其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生产，进行企业改革，加强企业管理的新的历史时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否则要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袁宝华说：“企业要升级，管理也要升级。”

1996年11月9日，袁宝华会长代表中国企业家协会在国际劳工组织“企业论坛”上发言。

宝华同志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下，倡导并集中力量、下大功夫抓干部培训的。培训对象主要是国家经委系统的领导干部、国营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以及国家经委机关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培训形式主要有三种，一种为集中培训形式，一种是定期讲座形式，再一种是研讨会形式，其中以集中培训形式为主。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培训班不叫培训班，而叫研究班。培训工作由国家经委主办，中企协承办。宝华同志亲自担任研究班的班主任，每期都带头讲话授课，并明确要求学员“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研究问题，总结经验”。培训内容由浅入深，从启蒙教育到专题研究，从学习西方经验到融合提炼，自成一家，从科学管理到现代化管理，步步深入，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效果很好。

集中培训形式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启蒙教育阶段，西方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研究阶段，中国特色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研究阶段。

启蒙教育阶段。即从1979年至1982年，主要围绕着商品经济的重要性，什么叫企业管理？什么叫工业管理？什么叫经济管理而展开的。因为经委系统各级主任、副主任、企业的厂长（经理）和书记等，都是从计划经济管理走过来的，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耳熟能详，而对商品经济及其管理却几乎白纸一张。因此，启蒙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师资力量除了邀请薛暮桥、胡乔木、邓力群这些大家来授课，中国人民大学在师资和教材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研究阶段。这是在干部培训开展一个段落之后，与启蒙教育穿插进行的。主要有日本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美国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和西欧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等。这些内容都是宝华同志率团考察归来组织翻译成册的宝贵资料，其目的是让经济和企业的干部全面了解西方企业是怎样经营管理的。宝华同志认为，西方国家管理经济、管理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做法与经验，是他们经过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宝贵成果。我们不可照搬，但一要虚心学习，二要分析比较，三要借鉴创新。对西方国家、企业的做法与经验，我们的方针应当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中国特色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研究阶段。1982年3月，在宝华同志主持下总结了研究班的工作，对研究班今后研究方向，确定除继续学习国外经验外，重点转到总结中国企业自己走过的路。所以，研究班课题开始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科学体系为主，力争把中国企业的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共同商定六个专题：企业领导体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管理基础工作、企业经济效益、老企业技术改造、企业经营管理。六个专题围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行系统地研究。一期一个专题，内容集中，也易于深入。六个研究课题，自1982年9月到1984年1月，共办了六期研究班，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参加研究班的有600多人次，主要是厂长、部分书记和工会主席以及有关部门主管人员。研究成果每次出一本书，共出六本书。就是上世纪80年代编印的一套理论联系实际的企业管理研究系列丛书。

经过以上三个阶段，一共举办45期干部研究班，相继对全国省级、地（市）级经委主任、体改委主任、工业城市经委主任、大企业负责人以及走上领导岗位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系统管理培训。为了使干部培训工作走上制度化、经常化，在宝华同志倡导下，国家经委陆续创办了大连、成都、武汉、上海、天津、无锡、广州和西安等8个培训中心，这在当时是国内首创，作为经委系统领导干部和企业厂长（经理）、党委书记的培训基地。

据不完全统计，轮训省、地（市）经委、体改委主任、副主任和大型企业厂长（经理）和党委书记近4000人次，青年厂长（经理）800余人次，中高级管理人员30余万人次，还选派了2000余名中青年管理干部出国进修。

通过中外研讨会的形式提升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是宝华同志倡导的又一种培训形式。宝华同志十分关心把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和我国的企业介绍到世界舞台上。改革开放以来，他出访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大力提倡和推动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他广交五大洲朋友，从学者、企业家到部长、总理和国家元首，他从不以地位高低决定亲疏关系，总是以他那种少有的真挚坦诚、儒雅风范、雍容大度和渊博知识，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他是我国卓越的“经济大使”，更是杰出的“民间外交家”。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中国先后与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70个国际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和交往，为中国企业和企业经营者走出国门，放眼世界，开阔思路，提高素质和国际市场知名度创造了条件。其中联络合作较多的有日本、美国、西欧、澳洲等国家著名的经济团体。

世界经济论坛是宝华同志十分重视的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其前身是欧洲管理论坛。该组织每年举办一次年会，邀请世界各国政要和学者、企业家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发表意见，交流看法。该组织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被称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议”。1980年4—5月间，宝华同志率代表团访问了欧洲管理论坛，对这个论坛和负责人施瓦布先生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宝华同志的积极倡导下，中企协与该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每年派出一个部长级小型代表团参加其年会。从1981年开始，该论坛同中企协联合每年在北京举办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企业管理国际（高官）讨论会，由他约请西方工商管理人士来华与中国企业家共同讨论一些大家感兴趣的问题。中方企业参加人数每年有数百人。讨论会引起中外企业的关注和欢迎，先后已举办了26届。

与日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现更名为日本经营行动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中国企业管理讨论会”，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已举办了22届；与日本经营者团体联合会（已与日经团联合并为日本经团联）合作，每年在中日两国轮流举办一次“中日产业研讨会”，共举办了11届，很有影响。

与澳大利亚“澳中贸易合作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中澳高级管理人员讨论会”，每年在两国轮流召开，前后举办了12届。当时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来参加过会议，时任国务院总理也参加了会议。第一次讨论会1984年6月在北京举行，田纪云副总理到会祝贺。宝华同志多次会见过澳方会长阿尔德里奇，并和马洪同志率领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到堪培拉参加过这一活动。

对国家经委机关干部主要是司局级以上干部的培训，主要采取定期讲座的形式进行。国家经委是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国民经济运行的职能部门，是组织指导协调工业部门和地方经委机关工作以及管理工交企业的首脑机关，国家经委机关干部队伍素质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经委系统干部队伍的素质和水平，关系着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水平，关系着工交企业运行的质量和水平。因此，宝华同志在抓经委系统领导干部和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书记等培训的同时，也把国家经委机关司局级以上干部的培训作为一项根本性工作来抓。一个月举办一次，一次讲座半天。教员以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为主，也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著名研究人员来讲。讲座内容都紧密联系国内外经济和企业管理科研成果实际。这样的讲座一直坚持到国家经委被撤销。成效显著，反映很好。

宝华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运用培训、讲座和国际交流三种主要形式，对经委系统干部骨干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负责人进行培训和交流，对于推进我国企业整顿、改革和管理，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

宝华同志从1935年参加“一二·九”革命运动，1937年至1940年领导南阳地区的抗日救亡斗争，1941年在延安党中央组织部工作，1946年后参加东北地区解放和建设，五十年代到中央重工业部主管钢铁工业工作，六十年代主持全国物资工作，“文革”期间负责国民经济总调度，七十年代后主持全国工交生产工作，他的经历反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方面，也造就了他的卓越才干。他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及非凡能力，来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使命感，来源于他长期的工作历练，来源于他几十年形成的良好习惯，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读书学习不间断，坚持记日记笔记不间断，坚持工作总结不间断，坚持今日事今日毕，明日事今日计不间断。宝华同志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忘我工作，功绩卓著的崇高风范，赢得了人们普遍的赞誉。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称赞他：廉颇跨安情未老，赤臣谋国志不休。忠诚练达功绩著，公正廉明口碑留。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称赞他：三山倾覆酬鸿志，四海规恢见匠心。满城争说袁公好，岂止情操贻子孙。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称赞他：德高望重，而不居功自矜也；清正廉明，而不孤芳自赏也；谦冲平易，而不随俗自薄也；博闻儒雅，而不恃才自炫也。人生至此，庶几无憾焉。

宝华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